刘清扬（1894年—1977年），女，回族，天津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曾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刘清扬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天津的秘密组织:天津共和会，协助滦州起义的领导人筹集革命经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刘清扬便立即投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潮之中，她和直隶女师的同学郭隆真、邓颖超等一起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成为骨干。1919年6月作为请愿代表之一上京请愿。
1919年6月23日，天津各界代表刘清扬、郭隆真和北京的代表一起前往总统府递交请愿书。6月26日，北京、天津学生三四千人，齐聚总统府门前请愿示威。
1919年9月16日，刘清扬与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在天津草厂庵胡同创立觉悟社，刘清扬代号25。1920年11月，刘清扬同张申府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2月经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入党时间仅次于缪伯英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位女党员，她还与张申府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成立党小组，在留法中国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1923年冬，刘清扬回国与邓颖超等人一起创办《妇女日报》。《妇女日报》于1924年1月1日创刊，刘清扬任总经理，邓颖超等为编辑。《妇女日报》是中国第一份主要由妇女主办的报纸。1924年4月，受李大钊委派赴南方开展妇女革命运动。1924年6月，刘清扬与李大钊、王荷波、罗章龙、彭述之一起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九一八事变后，她参加了北平妇女救国会和华北各界救国会的活动，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刘清扬在武汉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等职务。1944年，刘清扬在重庆经张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在民盟一大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和妇女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务。
刘清扬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妇女运动大潮中涌现出的杰出代表，在她身上充分展现了中国妇女的坚韧与抗争。刘清扬是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一面旗帜，她的一生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妇女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豆蔻年华走上革命道路
（一）捐助海军的天津姑娘加入了同盟会
1894年甲午战败，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在之后的若干年里重建海军一直是很多爱国同胞的心愿。1907年天津爱国人士发起“建立海军，巩固国防”募捐大会，各界人士踊跃参加，纷纷解囊。在众多捐款者当中一个年轻的姑娘引起了众人的关注，这个小姑娘只有十三岁，她被演讲者慷慨激昂的话语所感动，她不但将身上带的钱全部捐出，还毅然摘下自己的金戒指留在了捐助站。一时间，“十三岁的女学生捐金戒指建海军”的故事，传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这个不一般的姑娘就是刘清扬。
刘清扬生于天津一个回族家庭,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2岁时进入严修创办的严氏女校读书，受到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后就读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这里刘清扬接受了更多的进步思想，也结识了邓颖超、郭隆真等一批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震撼了中华大地，17岁的刘清扬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在天津的组织――天津共和会。她和其他会员们一道，印刷反清宣传品，通过各种形式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
（二）在五四烽火中探寻救国之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刘清扬和邓颖超、郭隆真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刘清扬被选为会长。同年6月，为制止民国政府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天津各界联合会决定派周恩来、刘清扬等10位代表进京，向总统徐世昌请愿，要求拒绝接受这一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和约。经过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徐世昌迫于压力同意接见天津代表。站在徐世昌面前，刘清扬的话语掷地有声：“拒绝巴黎和约取消卖国密约，这是四万万人民的呼声。今请总统立即致电巴黎我国代表，拒绝签字，并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次请愿我们既受人民重托，决不空手而归！”这一番话让徐世昌也不得不对面前的这个年轻姑娘刮目相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三）马克思主义指引人生方向
1919年9月16日，刘清扬与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20位青年学生，在草厂庵成立了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觉悟社”很快便成为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重要组织。
1919年11月为抗议“福州惨案”，声援福州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在“觉悟社”组织下，天津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天津市政当局出动军警，武力镇压群众的爱国行动，并拘捕了周恩来、郭隆真等多名代表。在天津斗争形式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刘清扬不顾个人安危于次日清晨，只身乔装改扮成修女秘密南下南京，向全国学联控诉天津反动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恶行径，呼吁各界同胞营救天津被捕的学生代表。离开南京后，刘清扬辗转多地奔走呼号，她的努力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对天津当局的强烈愤慨，在全国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被捕的学生代表终于在转年7月中旬全部获释。一个月后，刘清扬和周恩来、邓颖超等“觉悟社”社员来到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等4个进步团体共同举办的座谈会，共话中国未来革命与发展之路，刘清扬被推选为会议主持人。李大钊出席了会议，并做了主题发言。作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创办人，李大钊的发言在青年们中引起了强烈的凡响。大钊先生掷地有声的话语也深深的感染了刘清扬，坚定了她一生的革命志向。
1920年11月周恩来、刘清扬等人赴法勤工俭学。当时，华法教育会倡导青年学生赴法留学，这也被很多青年视为寻找救国之路的途径。同年11月23日，刘清扬也踏上赴法留学之路。到巴黎后，刘清扬与已在雷诺汽车厂工作的周恩来等先期赴法的同学会合。1921年初，张申府已经发展刘清扬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同年二三月间，张申府和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赵世炎、陈公培与张申府接上关系。至此，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便正式成立，其成员即为以上5人，由张申府担任负责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它与国内的7个共产主义小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因为来不及通知远隔重洋的巴黎小组，所以巴黎小组没有派代表参加。
二、义无反顾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去
(一)巾帼不让须眉，誓为妇女解放而奋斗
1922年2月，张申府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刘清扬，和周恩来一起来到德国柏林。一个月后，刘清扬、张申府、周恩来、张伯简四人成立了中共旅德小组。1923年冬，刘清扬与张申府夫妻一道从德国途经苏俄回国。回国后，刘清扬参加了邓颖超等人领导的天津妇女进步团体“女星社”，创办《妇女日报》，并担任报社总经理。1923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刘清扬加入国民党，作为跨党党员从事革命工作。1924年春，刘清扬被党组织派往广州，参加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所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工作，同年随李大钊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刘清扬就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情况做了主题发言。
1927年1月，刘清扬奉调到武汉工作，先后担任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训练股股长、宋庆龄主办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高级干部训练班班主任、汉口市国民党党部妇女部部长等职。
（二）爱国无罪，她是勇敢坚定的女战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日军开始谋划进攻华北并企图进一步强占中国领土。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军队在长城抗战中重创日军。刘清扬团结北平各界妇女组织成立抗日救护慰劳队，开展救护伤兵工作。她在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家属中开展募捐活动，并组织他们缝制棉被、棉袜送往前线，使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深受鼓舞。
1935年华北告急，同年1月12日，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召开成立大会，刘清扬主持大会并被一致推选为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主席。刘清扬担任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主席后，积极组织北平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北平妇女在日本侵略者血腥残杀我中国同胞的时候，积极参与到抗日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中去。刘清扬大声疾呼：“我们要将全北平的妇女组织起来。与各地救国组织，妇女组织取得密切的联系，来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她还热情支持学联等进步团体，支持爱国学生的正义之举。刘清扬和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的爱国义举，特别是与学联等进步团体联合举办的一些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当时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甚至是恐慌。他们将妇女救国会定性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时任北平警备司令的宋哲元与蒋介石多次就此事秘密商议，于1936年1月正式决定解散学联会，严禁京津学生示威游行。
1936年2月29日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清华园，清晨5点宋哲元派军警冲入清华大学，逮捕了二十余名进步学生。刘清扬、张申府夫妇也在这份逮捕名单之中，因二人当时不在清华未被抓到，当日下午张、刘二人在城内和家中先后被捕。刘清扬被捕时厉声质问军警：“我抗日救国犯了什么罪？你们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就不该爱国吗？”军警无言以对，就欺骗她说，只是去对证几句话，完了事儿就放回来。刘清扬早就看明白了国民党当局的心思，她在临行前安慰家人：“不要相信他们。我不会很快回来的，但你们不必怕，我爱国不犯法，迟早是要放我回来的。”刘清扬被捕后从京师警察厅拘留所转押到陆军监狱。在陆军监狱刘清扬遭受非人待遇，她像那些重刑犯一样被砸上脚镣。对此她却看的很开，她曾风趣的对狱友们说：“男人能带的女人为什么不能带？在这里倒是真的男女平等了！”在监狱中，他还为自己的两个女儿缝制了两个书包，书包的两面分别绣上两个孩子的名字和一句话，“狱中母亲做”。一针一线饱含了母亲对两个女儿的思念之情，这两个书包现在就陈列在天津市博物馆。在刘清扬被关押的这段日子里，有位朋友前来探望，他说可以帮助料理家里的事情，刘清扬坦诚的说，“我无所求，我只有两个女儿。我家也还有人可以照料，如果她们的父母因爱国而死，也会有爱国朋友把她们抚养长大成人,继续他们父母未尽的事业。”
刘清扬夫妇被捕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北平妇女救国会以及许多爱国人士积极展开营救。刘清扬的大女儿专门赴南京，面见冯玉祥请求其为刘清扬及爱国学生伸冤，冯玉祥调邓哲熙任陆军部军法处长，负责审理此案。审讯时，邓哲熙对刘清扬提出了如此的释放条件：“有人告发你是共产党，你只要讲出你受谁指使，保证你以后不再鼓动妇女运动就没事儿了。”刘清扬坚定地回答：“爱国之心人皆有之，我受良心指使，誓死不当亡国奴，我干的是爱国行动。如果我是为爱国而死，也是我的光荣。”通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多方努力，刘清扬被关押两个月后，于同年5月22日被释放，回到家中稍作休整，她便匆匆赶往上海，参加5月31日由邹韬奋、沈钧儒等发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在该次会议上当选常务委员。
1936年8月，日本侵略军进攻绥远。傅作义将军率部奋起抵抗。8月17日，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致电傅作义将军，鼓舞前线将士士气。同年11月北平妇女届代表33人召开援绥发起人会议，刘清扬作为妇女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决议：开展万个卫生包运动，举办妇女救护训练班，为前线将士助力。12月6日一万多个卫生包已装完，每包两袋，一袋装冻疮药和绷带，一袋装急救药品。北平各界妇女绥远救护慰劳会又通过电影票义卖形式展开募捐，再捐得卫生包一万个。1937年1月，北平各界妇女募捐的2万个卫生包送到绥远省政府驻北平办事处，由该处代转抗敌前线。6月28日，北平妇女会成立，刘清扬任大会主持人，刘清扬、孙文书等九人当选理事。
（三）身处前线，无惧生死
面对日军日益严重的侵华态势，1937年2月许德恒、张申府、黄松龄、杨秀峰、刘清扬等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会”。彭真代表中共北方局亲自指导“华北各界救国会”工作。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仅仅过了四天，7月11日北平各妇女团体就在北平红十字会组织北平妇女后援会。刘清扬组织妇救会和后援会同仁，积极开展抗日后援工作。他们组织募捐，往前线送急救药品，组织慰劳团慰劳在北平奋力抗敌的29军官兵。7月28日，战场形式进一步向不利我方的方向发展，日军开始进攻永定门。刘清扬亲率妇救会救护队赶至永定门救护伤员。自日军进攻北平以来，刘清扬的家就成了29军的一个重要联络点。当天夜里两点第29军参谋长打来电话，告知刘清扬一个不好的消息。因为始终没有援兵，第29军无法抵御日军的攻势，已经开始撤退。这一刻的刘清扬百感交集，愤懑与失望袭上心头，她彻夜未眠。7月29日晨，第29军全部撤出北平，至此北平沦陷。
北平沦陷后，“华北各界救国会”的大部分负责人已经秘密转移到山西和武汉等地，继续从事抗日工作，而刘清扬、董毓华等四人则继续留在敌后工作。8月11日，刘清扬受华北各界救国会委托，离开北平到天津。因为刘清扬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较之北平，在天津更方便开展工作。
在刘清扬位于天津的家中，华北各界救国会成员董毓华、刘清扬、杨秀峰等召开会议，讨论敌后抗战的工作方针和方法，策划在敌后开展抗日宣传和游击队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华北各界救国会”由董毓华为党组书记，发动和组织华北地区的游击队，对日军开展游击战争。
早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就确立了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刘少奇开始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他提出要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结各阶级、阶层、派别，以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革命战争。”
1937年9月，“华北各界救国会”改组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根据中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指示，同年10月中旬，董毓华邀请华北各地的抗日游击队代表在天津举行秘密会议，商讨抗日武装的组织和统一领导的问题。11月5日，华北各游击队代表共十五人，以祝贺刘清扬迁居的名义，在天津刘清扬的住所举行会议，成立华北人民军政委员会，“并通过军政委员会组织大纲、宣言以及告华北同胞书”。“华北人民军政委员会”共有三部分人员组成，第一部分是以杨秀峰、董毓华为代表的中共党员；第二部分是刘清扬、张申府等十三名爱国民主人士；第三部分是以张子琪为代表的国民党爱国抗日将领。“华北人民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为在华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党派、各阶层、各政治团体共同抗日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和实践，在抗战初期的华北沦陷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北人民军政委员会领导下的华北人民抗日联军，共13个支队，它将原本各自为战的抗日游击组织整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只在敌后打击侵略者的铁拳。当时，中国抗战组织上是以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名义进行，华北人民军政委员会的成立需要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才能具有合法地位。为此，1937年11月11日，刘清扬和董毓华离津南下，经南京到武汉向国民政府报告华北地区沦陷后的形式，和华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情况，刘清扬和董毓华几经努力，最终使华北抗日军政委员会，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在军委会第六厅备案，取得了合法地位，为中共在华北地区领导抗日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刘清扬此行还得到国民政府给予的两千元的活动经费，不过这两千元对华北抗战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起不到什么作用，经与董毓华商议，刘清扬留在武汉开展募捐活动，董毓华回沦陷区报告情况，经过刘清扬在武汉的不懈努力，共向爱国同胞和华侨募得义款两万余元，有力的支持了华北地区游击战争。
(四)悠悠慈母心，发起建立战时儿童保育会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当时的武汉是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邓颖超等组成长江局妇女工作委员会，同时代表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常驻武汉，负责领导长江局所辖地区的妇女运动。
邓颖超领导的长江局妇女工作委员会，为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影响力，利用《妇女生活》等进步刊物向广大妇女群众进行宣传，同时尽一切努力，通过“统战妇女座谈会”等形式，与各党派、各妇女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讨论时局变化指导妇女工作。刘清扬与史良、李德全等都是座谈会的主要参与者。刘清扬经常在座谈会上发表演讲。
作为七七事变的亲历者，从北平前线归来的刘清扬，她演讲中的每一句话都强烈的震撼着后方妇女同胞们的心。刘清扬的演讲不是空洞的只喊口号，更不是一味宣泄愤懑和悲伤，她通过亲身经历，发现了很多抗战初期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刘清扬经过深入思考抗战初期民众抗战思想意识滞后得出的结果。在接受《群众周刊》记者采访时，刘清扬就曾一针见血的指出：“我走上华北之后，发现一般民众的生活不够紧张不够适应非常时期，更不够配合忠勇战士们在敌人枪炮下的奋斗！他们大多数只打算逃难！”对这种现状，刘清扬发问：“面对敌人用刺刀征服我们的计划，何处是安全乡？要逃避到哪里去？”针对这种情况刘清扬认为：“教训告诉我们，只有起来自卫才能活命，华北广大民众已经受了这个教训，他们在最困难的环境下给敌人以打击，他们没有丢弃他们的家乡，他们正用血肉保卫自己的土地。”此刻的刘清扬更加深切的感受到，想要赢得抗战胜利，必须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同与日寇斗争，所以必须建立起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她一直在为此不懈努力着。一位武汉记者曾在自己的报道中这样写道：“只要从事以救亡运动的人，大家都会知道刘清扬先生吧。尤其是最近的武汉，到处热烈的邀请刘先生去演讲，不少青年也被刘先生演讲所感动。纷纷挤到刘先生的寓所去，要求刘先生与他们见面谈话，指示他们抗敌救亡的方针。他们对刘先生怀着无限的敬佩。”
抗战初期，前线战事激烈，中国军民伤亡无数，儿童自然也无法幸免，他们成了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大批儿童无家可归，到处流浪逃难。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难童的数量剧增。当时还有更为骇人的消息称，日军将战区儿童掠去抽血用于伤兵治疗，甚至送往日本作为细菌武器的试验品。战区儿童的悲惨处境，牵动着爱国人士尤其是广大妇女同胞的心。她们深切的感受到少年儿童代表国之未来，不能再让已经饱受创伤的孩子们再继续被战争摧残了。
自1937年底开始，各界妇女人士陆续来到武汉。他们经常到女青年会参加座谈。当时的座谈会由女青会总干事陈纪彝和刘清扬轮流主持，与会妇女代表一致认为，抢救难童，保护中华民族的后代迫在眉睫。在此期间，进步刊物《妇女生活》杂志多次召开以“抢救难童”为主题的座谈会，沈兹九、史良、刘清扬等在会上深入讨论如何宣传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抢救保护战区难童。与此同时，在武汉工作的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邓颖超等积极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领导新闻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进行广泛宣传，一时间在武汉掀起了“救救孩子”的热潮。
1938年1月13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发布了《发起组织儿童保育会》的新闻：“抗战以来，很多为国牺牲的同胞遗下儿女无人照料令人怜悯，为救济这些儿童，社会上正准备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1月20日出版的《妇女生活》杂志刊登了由救国会领袖沈钧儒撰写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缘起》一文，文中揭露了日军对我国儿童的残酷暴行，阐明了建立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呼吁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共同完成这个保育中国幼年主人的任务，为我阵亡将士，死难父老兄弟姊妹和儿女报这血海似的冤仇！”文末还列出了沈钧儒、邓颖超、李德全、刘清扬、郭沫若等最初发起人名单。之后，在邓颖超的积极倡议下，又陆续有155名各界人士参与发起此事，最终发起人多达184人。
1938年1月24日，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在女青年会举行，李德全被推选为筹备会主任委员。为争取国民政府和国外的支持，邓颖超认为请宋美龄担任负责人对保育会更为有利。因此她特别委托史良、沈兹九、刘清扬面见宋美龄，邀请其担任理事长，刘清扬三人不辱使命，最终成功说服宋美龄担任理事长。1938年2——3月，宋美龄在武汉女青年会召集多次座谈会，专门讨论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筹备、募捐以及抢救战区难童等相关事宜，会上刘清扬积极发言，主要介绍了平津民众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以及对战区儿童救助的想法。
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大会推选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国共两党以及无党派社会知名爱国人士56人组成理事会，邓颖超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刘清扬被推选为保育会候补常务理事兼输送委员会副主任。战时儿童保育会还聘请了包括国共两党领导人蒋介石、林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内的286位名誉理事。可以说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团体，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作。保育会工作人员奔赴前线和沦陷区，努力抢救难童；广泛筹措资金在各地建立分会，扩大救助难童的规模；建立多所保育院，收容大量难童。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不久，江西，广东，四川，安徽，福建，浙江，广西，湖南，陕甘宁边区、香港南洋等地相继设立分会，共计二十余个。总会及各地分会先后在汉口，重庆，成都，广西，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陕甘宁边区等地区，建立保育院53个，救助约3万难童。战时儿童保育会从成立到1946年9月完成历史使命停止工作，在这八年多的时间里，得到全国广大妇女同胞的积极响应，她们以慈母之爱温暖了一颗颗饱受战争摧残孩子的心，为中国留下了希望，战时儿童保育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战时儿童保育会存在的8年时间里，近3万名战争难童，被保育院救助从而得以幸存，从他们当中走出了许多国之栋梁，有工程师、艺术家、军人等等。
事实说明，战时儿童保育会不但保护了数万难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保育国家民族的未来，是在当时抗日战争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中国重新崛起留下了宝贵的火种。同时，保育会有力地促进了各界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壮大。中国妇女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正是以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为起点的，保育会组织者主体为女性，它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妇女力量，不分党派阶层，形成了中国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它是自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以来，第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最广泛的群众组织。刘清扬作为战时儿童保育会最初的发起者之一，为中国战时儿童救助工作和抗日妇女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上庐山，建立广泛的妇女统一战线
1938年5月宋美龄以个人名义，召集各党派妇女领袖、妇女团体负责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参加会议的48人中，邓颖超、孟庆树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史良、沈兹九、刘清扬作为救国会代表出席。
谈话会由宋美龄主持，各界妇女代表共同商讨了成立全国妇女统一战线组织机构、人选，拟定了妇女工作的共同纲领。庐山谈话会期间，宋美龄的态度是较为积极和开明的，她表示她相信妇女携手合作将推动全国各党派的团结抗日。基于这一思想，宋美龄在会议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全国妇女统一战线的倡议，决定改组原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新运妇指会”）。原来的新运妇指会，是为推动蒋介石所鼓吹的“新生活运动”而成立的封建、保守的反动组织，新运妇指会由宋美龄担任指导长。当时的国民政府将其作为组织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全国性组织机构，邓颖超在会议发言中指出，全国性妇女组织，应由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讨论产生，它应是包括各党派、各民族、各界妇女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由于当时正值抗战特殊时期，对于战时妇指会的组织形式可以接受宋美龄的建议。邓颖超的发言在与会代表中引起强烈凡响，得到了普遍赞同，这其中也包括宋美龄。
在邓颖超等中共代表的建议下，由宋美龄主持对原新运妇指会进行了改组和扩充，宋美龄还接受邓颖超、刘清扬的建议，吸纳大批有斗争经验、有工作能力、在群众中有声望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民主人士进入新运妇指会。改组后的新运妇指会由宋美龄担任指导长，指导委员会增加邓颖超、孟庆树、曹孟君等共产党人和进步民主人士。新运妇指会任命刘清扬为训练组组长、沈兹九为文化事业组组长、史良为联络委员会负责人。
刘清扬能成为训练组组长得益于宋美龄的信任，在这件事中，刘清扬民主人士的身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界妇女代表的共同努力，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被改组而进一步扩大，使之成为妇女界联合抗日的一个统一战线组织。作为妇指会训练组组长的刘清扬，积极主持开展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的工作，她把中共党员郭见恩、李植春、张润芝等人安排为助手和骨干，使训练组成为一块红色基地。刘清扬与担任联络组长的史良、文化事业组长的沈兹九共同撑起了妇指会的“左派三组”，正是这三个小组的存在让妇指会始终保持其统一战线性质。在妇指会工作期间，刘清扬工作更加讲究策略，她很好的利用了与宋美龄之间的良好关系。
（六）开辟乡村服务，改善战时乡村面貌和军民关系
1938年7月至1940年6月，新运妇指会共开办了5期妇女干部短训班，为妇指会输送了近千名妇女干部。训练班聘请陈诚、邵力子、阎宝航、周恩来、邓颖超等各党派专业人士担任教员。刘清扬作为训练组组长负责设计课程，所有课程安排经宋美龄批准后实行，宋美龄对刘清扬的安排比较尊重，一般不做改动。
庐山谈话会时，妇女代表们就深切的意识到，应注重农村妇女这一抗战的重要元素，她们是抗战、建国的重要分子基于这样的考虑，“妇指会”给妇女干部们开设了乡村服务课程，刘清扬从第三期至第六期负责主讲乡村服务课程。除此之外，刘清扬建议，从第一期训练班开始学员毕业后组队赴乡村进行服务实践，得到宋美龄的批准。刘清扬身体力行，冒着敌机的轰炸，亲自带领学员赴乡村进行乡村服务实践。
乡村服务分为两部分，占地乡村服务和后方乡村服务，1938年8月，“妇指会”配合前线战事的需要，担负起建立军民合作桥梁的使命，8月25日，经刘清扬建议，首期妇女干部培训班47人被分成四个组，派往湖北省孝感、云梦等四个县，分赴战区前线、医院组成救护队、协助军方工作，组成宣传队、戏剧队、歌咏队激发战区军民的抗日热情，鼓舞前方战士的斗志。训练班学员的工作得到当地百姓和前线官兵的一致好评，特别是训练班学员“蒋夫人学生”的特殊身份在军民心中落下深深的印象，宋美龄对此非常满意。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乡村服务由鄂中转移到湘潇流域，乡村服务遍及11县、86乡镇，医治乡民三万余人，训练妇女超过一万人。
对乡村服务实践活动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宋美龄感触颇深，她认为：“乡村服务的最大成就在于改善了军民关系，往昔的日子里，军队是人民诅咒的魔鬼，抗战初期，人民对军队不免有猜忌，现在经过了三年，人民已经与军队结合成了一体，而军民之间有效的合作和友好关系的发展，其中有一部分应归功于年轻的妇女人员因为他们是军民之间的桥梁。”
新运妇指会训练班总共培训学员941人，875人顺利毕业。其中绝大多数人以训练班为起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不仅是刘清扬对抗战事业的贡献，也是她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项突出贡献。
（七）秘会潘飞霞，巧妙促成“张华会”
1939年后，国民党开始排挤新运妇指会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中共南方局决定，自主创立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组织。经邓颖超建议，在中苏文化协会下增设一个妇女委员会，刘清扬积极参与其中，成为妇女委员会委员。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刘清扬按照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以去沦陷区接孩子为名，经桂林转香港，继续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爱国侨胞的协助下，刘清扬在香港九龙创办了中华女子学校。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港岛沦入敌手。她于1942年撤离香港，在中共地方组织协助下，经广东东江回到重庆后，继续参加救国会活动和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工作。
1942年初，刘清扬所在的救国会成为民主政团同盟“三党三派”之一。1943年2月，她赴特园与周恩来、董必武、黄炎培沈钧儒等讨论世界战局和中国抗日形势。就在1943年的下半年,国民党再次预谋掀起反共高潮,制造矛盾破坏抗战。中共中央在延安通电全国，呼吁团结抗战、反对内战。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立即发出通电响应延安的号召。
1944年，延安获悉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准备访华,在1944年国民党军队抗战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华莱士突访中国主要为了解中国抗战的现实情况，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促成国共和解。中共决定派刘清扬赶到成都去和民盟主席张澜联络:一是请她把国民党对日妥协的阴谋转告给华莱士；二是请她把延安、民盟两份通电传达给四川各界。中共方面希望刘清扬,能会见并说服美国驻重庆领事潘飞霞，介绍张澜会见华莱士。刘清扬接受任务后,立即携带文件秘密动身到达成都。与张澜见面后,说明当时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随后又去拜访了美国领事潘飞霞。
潘飞霞是一个性格开朗之人，初次见到刘清扬，他便以酒待之，刘清扬并不推辞,满饮一杯，潘飞霞见状对性格豪爽的刘清扬颇为钦佩,这也拉近了彼此的关系。刘清扬向他简要说明中国共产党团结全民族抗日的方针,揭露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阴谋反共的图谋，进而提出请华莱士与张澜会见的想法，潘飞霞当即表示一定想办法促成华莱士访华时会见张澜。在潘飞霞的努力下，华莱士到成都与张澜会面,了解到中国时局的真实情况，和国共双方对于抗战、建国的真实态度，以及全中国人民的意愿,这一次“张华会”对以后美方对蒋的政策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八）妇运领袖成为民盟的一员
刘清扬巧妙促成“张华会”，让张澜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1944年刘清扬经张澜介绍，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0月，她出席民盟在重庆特园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在参加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刘清扬、史良等妇女代表，继续为保障妇女权益奔走。大会通过民盟纲领，将“妇女”内容单列，并提出“保障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之绝对平等”，“保障职业妇女妊孕生育时期之生活及休养”、“多设托儿所、幼稚园、公共食堂以减轻妇女之家庭责任并增强其经济上之独立自由机会”三条具体内容。
1945年7月，中国妇女联谊会在重庆成立，李德全任会长，刘清扬任理事兼秘书长。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25日刘清扬从重庆回到北平，任民盟北平市支部主任委员，这段时间，她还和浦洁修等同志筹备成立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北平分会，并参与妇女联谊会的领导工作。同年9月刘清扬回到家乡天津，筹备成立民盟河北省支部。
1946年7月下旬，军调部中共代表办事处接连收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来电，邀请刘清扬到解放区去。刘清扬不顾路上不安全坚持前往，和女儿扮成回乡探亲的母女，乘火车走平汉路，一路上几经周折，母女俩机智应对，终于平安通过层层关卡，到达邢台北方大学所在地，受到范文澜校长的热情接待。几天后，刘清扬将女儿留在北方大学继续学习，自己匆匆赶赴边区政府会见杨秀峰主席。刘清扬与杨秀峰是多年一起战斗的革命战友，此次解放区相见，两个人都格外激动。杨秀峰说，为了开展工作，解放区急需革命知识分子，请刘清扬回北平后，介绍和输送进步青年到解放区来。刘清扬慨然应允。这个时候，刘清扬的革命活动早已落入国民党特务的视线，军警时常在夜半更深闯进她家进行突击搜查。在这种情况下，她依然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常往来于平津之间，与学运领袖密切联系，到北大、师大、天津南开大学进行演讲，热情支持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等反蒋反美运动，动员、介绍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去从事革命工作。
（九）迎接胜利曙光到来，中国妇女运动翻开崭新的一页
1947年7—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主力挥师南下，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沈钧儒、章伯钧等，通电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1948年9月随着淮海战役的展开， 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指日可待。
1948年10月，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党中央邀请进步人士和民主党派代表到解放区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1948年11月20日，刘清扬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来到平山县李家庄中央统战部所在地。在那里，他们学习讨论了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年底，他们被接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受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不久，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他们连夜赶回北平。1949年2月2日，刘清扬等登上正阳门城楼，观看了人民解放军的入城仪式。
早在1948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于“九月会议”之后发出通知，决定在1949年上半年，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妇女民主联合会。1949年3月24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466位妇女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是中国妇女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盛大会议。中共中央特意向大会发来了贺电，中央主要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为大会题词。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51人。刘清扬当选联合会执行委员。执行委员会选举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为副主席。
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妇女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这是一项亘古未有的伟大创举，它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两万万中国妇女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她也预示着中国妇女运动即将拉开新的帷幕，未来将书写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南京解放，统治中国数十年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就此土崩瓦解，人民共和国成立指日可待。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11名妇女人士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刘清扬就是这11名委员之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彻底废除压制、摧残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家庭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正如邓颖超在大会发言中所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标志着全国人民大团结，它开辟了中国妇女政治地位上的新纪元。”中国妇女数千年来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妇女不懈努力、斗争的结果，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伟大胜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风霜的中华大地迎来了自己的新生，对于中国亿万妇女同胞来说，这更是个令她们永远难忘的，共同的“生日”！
三、百年回望，巾帼铿锵不负芳华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妇女运动大潮中涌现出很多妇女运动领袖，她们受到爱国主义、女权主义影响，胸怀报国之志，奋不顾身的投身到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妇女解放运动中去，刘清扬就是她们之中的杰出代表。
与身处那个特殊时代的很多妇女运动领袖一样，刘清扬对妇女解放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提高和升华的。她早年参加妇女运动以爱国主义为原动力，但也带有比较明显的“女权革命”色彩，主要体现为救亡图存和女性独立意识的唤醒。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刘清扬的人生观、世界观有了很大的变化，人生境界也在不断提升，她由“女权革命者”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抗战爆发后，身处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刘清扬更加深切的感受到，只有国家解放、民族独立，妇女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刘清扬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盟员之一。纵观刘清扬的一生，她矢志不渝追求真理与正义，她爱党、爱国、爱盟、爱人民，愿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革命事业。正如康克清同志在刘清扬追悼会上总结的那样：“刘清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踏遍坎坷不平路，改造河山更向前！”这两句诗是刘清扬写于自己七十岁生日之时。这也正是这位伟大的革命者、中国妇女运动先驱，一生的真实写照。她一生抱定革命理想，为党为国不懈斗争，她对中国的未来永远充满了希望！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八十周年的庄严时刻，让我们一起回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五四运动，历史在那一刻，将一项神圣而伟大的使命赋予了一批风华正茂的有为青年。相信这些年轻人当时也不曾想到，未来的三十年，他们将改变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而以邓颖超、刘清扬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女性，正是这一群体重要的组成部分。
今天的我们很想探究她们是怎样的一群姑娘？当时的她们不过二十岁上下，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大部分家境殷实，虽生逢乱世，但完全可以体面悠然的享受自己的幸福人生。然而，她们却毅然决然的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放弃优渥的生活，选择了一条崎岖不平的革命道路。她们以自己稚嫩、柔弱的肩膀担起了国家解放、妇女解放的重担。在革命实践中，她们清楚的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经历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她们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军者，她们将妇女同胞的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她们团结和领导广大妇女姐妹，为国家解放、民族独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她们脚步铿锵，共同谱写了一曲百折不挠、砥砺奋进的壮美乐章。她们的名字必将永载共和国史册，为后人所敬仰。
(本文为民盟天津市委会完成的2021年度民盟参政党理论研究课题。课题组长：肖立军。执笔人：张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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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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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国妇联编：《抗战烽火中的摇篮——纪念中国战时保育会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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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红：《妇女运动史话》，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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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青红：《抗日战争与妇女动员》上海大学博士论文，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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