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秋江（1910.04～1967.03），男，江苏常州人，中国著名新闻记者。1937年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加入民盟，是抗日战争时期与范长江、陆诒齐名的三位出色战地记者之一，先后为上海《新闻报》、天津和上海的《大公报》、 重庆《新华日报》采访战地报道。历任天津《进步日报》经理（期间兼任天津民盟第一届主委）、《大公报》副社长、中国新闻社理事、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和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62年任香港《文汇报》经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地通讯以其真实、生动、深刻、细腻的笔触和犀利的记者眼光，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极大的调动起亿万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和民族仇恨，激励了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志。1937年冬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热情从事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冒着生命危险卓有成效地开展党的隐蔽战线的工作。通过研究孟秋江同志走过的历史足迹，可以清晰的为我们描绘出天津民盟事业初期发展历史画卷。

　　一、出身寒门心系苍生的新闻战士

　　（一）出身贫寒，心怀正义

　　 孟秋江原名孟可权，1910年生于江苏常州武进。为纪念与挚友范长江的友谊改名秋江。祖上渊源于孟氏宗族，在康熙年间从山东邹城迁徙到常州北门落户。年少秋江家境贫寒，15岁即到上海谋生。先后当过织袜厂学徒、饭馆管账、小学教师等职业，靠自学成才。由于战乱频仍、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青年时期的孟秋江感受至深。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后，22岁的孟秋江准备投奔十九路军参加抗日。由于《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而未能成行。为生存计他奔赴甘肃。孟秋江在甘肃张掖谋得特种消费税务局会计主任的职务，待遇优厚，这在当时是一个可以大发横财的职务。但孟秋江心怀正义，秉公办事。而张掖遍地种植的鸦片，众多的鸦片吸食者，遍地饿殍，让孟秋江深受刺激，他对国家的命运深感忧虑，对国民党及地方官僚贪污、勒索的种种黑幕深恶痛绝。恰在此时，孟秋江遇到了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挚友——范长江。

　　（二）偶遇知音，开始记者生涯

　　 1935年冬，到西北采访的《大公报》特邀记者范长江来到张掖。因受人之托捎带药品给张掖特种消费税局长，范长江在特种消费税局偶遇孟秋江，两个志向相投的年轻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相约一起当新闻记者。这次偶遇，改变了孟秋江的生活轨迹。范长江离开张掖即被《大公报》聘为正式记者，他马上邀请孟秋江共同投身抗日的新闻事业。孟秋江毫不犹豫辞去了条件优渥的税务局工作，开始了记者生涯。他们一起从兰州经宁夏河套旅行到绥远的归绥（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采访。后因工作需要，范长江需南下到上海。在共同的新闻事业中，他们的感情日益加深，分别时，二人依依惜别。当时中国北方曾流行一支歌曲《送君行》，其中有“长亭送君行，秋江一色清”之句，孟秋江感于两人传奇式的亲密友谊，当场决定从此由“可权”改名“秋江”。此后，他就以孟秋江笔名撰写新闻通讯。“秋江”名字的由来“正记下他与长江亲密的友情”。此后，孟秋江在天津、上海的《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旅行通讯。1936年夏天，孟秋江整理了范长江考察西北的全部旅行通讯，协助范长江出版了《中国的西北角》。书中“用大量耳闻目睹的事实揭露了那时统治当局的腐败黑暗，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觊觎我国西北的侵略野心，真实描绘了西北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悲惨生活”，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走向西北调查访问。随后很多进步人士进入西北，宣传红军，宣传延安，很快形成了国际、国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局面。

　　    （三）活跃在抗日前线的新闻战士

　　    1936年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百灵庙战役爆发，孟秋江以上海《新闻报》（中国）记者名义，奔赴绥远前线采访。他采访了绥远战役的全过程。著名的新闻记者陆诒在绥远与孟秋江相识，据陆诒回忆，孟秋江当时身穿皮大衣、马裤和高筒皮靴，真像一个青年军人。他说话豪爽而又言出必行，动作敏捷，而又讲求效率。孟秋江待人热情，乐于助人，对在数九寒天从上海来到塞外的前线将士慰问团呵护有加，照顾周到。虽然只有几天时间，孟秋江的人格魅力，让他赢得了陆诒的友谊。陆诒说，“我由衷的敬爱他，我们很快建立了战斗的友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孟秋江驰骋在广阔的华北战场，在漫天烽火、枪林弹雨之中进行战地采访。“他是以笔当枪炮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文化人。”孟秋江的战地记者生涯主要在抗日战争时期，而且集中在1937—1941年，此后他更多地从事新闻事业的组织和管理工作。虽然从事战地报道的时间不是很长，但他的报道质量很高，使他成为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战地记者，他的名字无论在重庆、延安还是上海，几乎家喻户晓。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报刊工作者夏衍先生曾说：“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出色的记者，这就是范长江、孟秋江和陆诒。”1937年孟秋江由范长江介绍，担任《大公报》战地特派记者。相继参加了南口、平型关、中条山、徐州、潼关等战役的采访报道，先后发表了《南口迂回线上》、《退守雁门关》、《烽火潼关》、《大战平型关》、《晋东鏖战记》、《全面游击战的山西》、《江西大战的前夕》、《庐山脚下的难民》等系列战地通讯，以其真实、生动、深刻、细腻而成为新闻报道中的名篇。提供的有关抗日将士浴血奋战的第一手材料，给读者以很大激励。“这些报道打破了国民党中央社新闻的单调和官腔，使读者仿佛身处枪林弹雨的战场，和浴血奋战的战士共呼吸。尤其是孟秋江的报道《在南口迂回线上》，被正式编入中小学课本，文中纪实描写了战士在战场上如何以血肉之躯与日军殊死相搏，使上海市民和中小学生受到了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四）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

　　孟秋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接触。孟秋江在西北考察和在华北战场上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延安的重视。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在文水，孟秋江聆听了周恩来的抗日形势报告。1937年11月在从太原撤退时得到了周恩来的亲自照顾。他与陆诒曾谈起过此事，陆诒在《怀念孟秋江》中写到，“当敌军兵临太原城下之时，他跟周恩来、彭雪枫同志等同坐一辆汽车向汾河撤退的惊险情景。当时情况紧急，但他们关心他人比自己为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给了我毕生难忘的深刻教育！”领袖的教导和人格魅力对孟秋江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较大影响。1937年冬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孟秋江采访毛泽东。“毛泽东表扬孟秋江的战地通讯写的好，对孟秋江从事战地记者的工作表现给予了赞许和肯定。”为时一天半的访问一结束，孟秋江立即将与毛泽东的谈话在《大公报》上发了题为《毛泽东谈抗战，望大家加倍努力争取胜利》的专电，向国内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为唤起民众的抗战热情和树立持久战的信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赠送孟秋江马列主义书籍。从此以后，孟秋江非常认真自学马列著作。

　　1939年初，经陆诒同志介绍，孟秋江进入《新华日报》担任记者，先后发表了《“皇军”的没落》、《破坏敌后交通的战士》、 《湘北大捷经过》等通讯。他用一年多的观察和体验写就的《“皇军”的没落》一文,通过大量事实说明日寇对我国老百姓烧杀的结果，更使我国上下同仇敌忾，加强了我军民合作的力量。文章中还写了被我俘虏的“皇军”和“皇军”所葬的累累新坟,展示了穷兵黩武的日寇趋于灭亡的必然命运。

　　1939年，孟秋江到闽北山区途径永安时，访问了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并在黎烈文主编的《改进》半月刊上发表了访问记，在文中披露了陈仪对汪精卫叛国投敌“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动”的痛斥。他以欣喜的心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永安的新气象》，报道了经过抗战后永安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积极组织进步新闻事业和抗日民主运动

　　    战地报道是孟秋江对抗战作出的直接贡献。更重要的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还是进步新闻事业和抗日民主运动的积极组织者，是一位为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无名英雄。

　　 （一）参与和领导“青记”和“国新社”，组织进步新闻事业为抗日做出重大贡献

　　    孟秋江参与和领导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和新闻机构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的工作。“青记”和“国新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新闻工作者革命的摇篮。“国新社”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筹划和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正确的及时的报道和评论，成为党在解放区以外的新闻战斗堡垒之一，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秋江同志和“国新社”的事业生死与共，值得大书特书”。

　　孟秋江是“青记”24个发起人之一。1937年11月，范长江、孟秋江、陆诒等24位中国进步青年记者在上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后改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宣告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爱国、进步、民主、自由和团结抗日的旗帜下，青年记者进步团体的成立。当时孟秋江担任理事。他为“青记”团结广大新闻记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对人真挚诚恳热情，乐于助人、善于团结群众。在当时为人们称颂的一项贡献是，他为了解决前线官兵缺乏精神食粮问题，搞了一个战地新闻供应站。1938年春，敌军向南昌、九江进犯，孟秋江在江西采访中发现，前线将士最缺乏的是文化生活，越到前方，越同后方隔绝。于是他以“青记”名义，自己掏钱订了不少报纸，送给前线的官兵，改善了官兵的精神状态。后来才由“青记”专门筹集了一笔经费，办理此事。

　　    孟秋江虽然不是“国新社”的发起人，但他参与和领导“国新社”的工作，是“国新社”的“大掌柜”，并与范长江一起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新闻人才。 1938年10月，范长江离开《大公报》后团结一部分青年记者在长沙创办了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并于1938年11月撤退到桂林。孟秋江于1939年初来到桂林，参加“国新社”的领导工作。当时的新闻记者，大都不善管理。由于孟秋江“不仅在采访工作上能量很大，而且办事精细，还善于做管理工作，”是公认的当经理的不二人选，“如果没有秋江同志来任经理的角色，这一新兴的事业还是办不好的。” 

　　“国新社”社长是范长江，孟秋江任经理兼采购部主任、黄药眠任编辑主任、胡愈之任顾问，直接领导是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国新社”坚持党的抗日民主的政治主张，其业务主要是发新闻通讯和专论，发稿的对象主要是大后方的报纸刊物和海外华侨报纸。孟秋江为了“国新社”的事业在艰巨复杂环境中得到发展，在危难中能够坚持，他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为了让范长江同志能够集中精力打开局面，让黄药眠同志专心致志抓好编辑工作，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秋江挑起了社内社外日常事务的担子。国新社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按照革命机关的要求建立起来的。秋江是这种生活的重要的组织者，是他第一个在工作会议上提出如何促进工作同志共同进步的问题。他组织青年同志用读书会形式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开展谈心活动，进行批评自我批评。同时，他还要操持经济收支、柴米油盐。”。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国新社”既没有政府拨款也没有募捐和赞助，主要靠稿费维持。成立不久国民党政府就禁止一些报纸采用“国新社”的稿子，经济来源趋于枯竭。为解决经费问题，孟秋江经常东奔西跑，东借西凑，有时在外面跑很多地方弄不到一分钱。孟秋江和范长江曾经是大公报的当红记者，他们一起拿出自己的稿费供“国新社”支配，一起拿出自己的西装，让需要的同志穿，孟秋江从来不把为难情绪带到同志中去。正如陆诒所说：“老实说如果没有秋江来担当经理，没有他的呕心沥血，“国新社”的事业就不可能一度兴旺发达。”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新社”面临着随时被查封的危险，孟秋江临危受命，担任桂林总社社长。在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面对国民党反对派的迫害，他率领同仁一面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一面把重庆、桂林的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分批安全转移到达香港，完成了坚持新闻报道和疏散人员的两项任务，最后一个撤离桂林去香港。在这一年，孟秋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家书中写道，“在中国社会第二个变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我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从一个寻找真理的进步记者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

　　（二）恢复上海“国新社”以《文汇报》为阵地，推动民主解放运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孟秋江离开香港到上海，与潘汉年等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孟秋江出任《文汇报》采访部主任，参与创办《文萃》杂志，任总经理。1945年冬孟秋江与在上海的社员恢复了“国新社”上海办事处。当时上海是在反动派严密控制之下，“国新社”决定采取秘密发稿的做法，通过在各地报刊工作的“国新社”社员、社友寄发稿件。每稿手抄复写几份，除香港“国新社”发向海外华侨报纸外，分发各地有进步倾向的地方报刊。揭露美蒋假和谈、发动内战的阴谋，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反映上海人民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群众运动。1946年3月，孟秋江在上海加入民盟，开始参与民盟的宣传工作。他联系上层民主人士，组稿面很广，社会影响很大。1946年秋，南京中共代表团印发了新华社电讯稿，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报纸不许刊用，孟秋江便组织写作“时局展望”“军事评论”一类文章，把新华社电讯稿内容融入文章中，巧妙地宣传人民革命形势和中共政策，使反动派统治下的人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孟秋江到文汇报后，直接、间接组织了很多进步的新闻工作者担任编辑和记者，因而，文汇报的进步力量逐步壮大。他派坚强可靠的记者常驻南京，报道美蒋假和谈、发动内战的真相。常去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驻地梅园新邨，通过报纸传达党的声音。在上海，一群生机勃勃的进步记者，在孟秋江领导下，深入工厂、学校，站在工运、学运的前列，广泛联系群众。在广大群众支持下，详尽报道了反压迫、反内战、反饥饿的群众运动，发挥了报纸的战斗作用。当时《文汇报》是国统区进步舆论的一面旗帜。《文汇报》副刊经常有一些著名民主人士撰写抨击黑暗、暴露丑恶的文章，被当时上海市民和大中学生所争相传诵。这期间他还与柯灵合办《周报》，与刘尊棋合办《联合晚报》。1947年5月，孟秋江任职的上海《文汇报》和《联合晚报》一起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国新社”完全失掉凭借，被迫停止工作。孟秋江又一次坚持到最后阶段，才离开白色恐怖的国民党统治区，1948年转赴香港“国新社”工作。正如“国新社”著名记者任重所说：“孟秋江在解放前上海文汇报采访部的工作贡献是很大的。当年文汇报的编辑、记者谈到孟秋江都深表崇敬。那时文汇报对上海人民争民主、反独裁、反内战作了充分的报道，进而推动民主运动的进展，对全国都有影响，这些都与秋江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的。”

　　三、中国报业的先行者，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创立发展功不可没

　　中国近代名记者是新闻业的楷模，其新闻思想和职业素养均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当今媒体从业者。孟秋江与范长江是老战友，虽然他们对革命新闻工作有共同的愿望，但作为一个享誉业界的战地记者，孟秋江在新闻理论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建树和追求，并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影响着同时代的进步新闻工作者。

　　（一）孟秋江的新闻理论

　　孟秋江关于新闻理论的阐述主要体现在《新闻记者的态度》、《怎样做战地新闻记者》、《中国报纸的前路》等文章，在他的一些战地通讯报道如《大战平型关》、《晋东鏖战记》、《全面游击战的山西》中，也偶有片断文字涉及到。

　　“《中国报纸的前路》是孟秋江新闻理论文章中具有发展眼光和国际宏观视野的篇什，体现了他对战争中间及战争以后中国报纸发展前途与路径的思考和设计。”孟秋江认为,“新闻事业，经过此次抗战的刺激与改进，其未来的发展，实不可限量！”“报纸通俗化，报纸民众化，报纸教育化，是中国报纸发展的远景，惟有向这远景去努力，才能创造出有基础的报纸。”孟秋江强调新闻工作者是人民的耳目与喉舌，说大众要说的话。随着中国抗战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全国民众的教育必将更加普遍和提高，全国民众看得懂的报纸必将一定会产生。        

　　新闻记者是新闻工作的主体，新闻记者的工作态度对新闻工作影响很大。孟秋江对新闻记者的态度非常重视。他特撰写了《新闻记者的态度》一文，以教育年轻记者们加强这一方面的修养。他认为新闻记者最基本的工作态度“要公正的，诚恳的，热烈的。”公正，就是不因感情而放弃对真实性的追求。新闻记者以真实报道为己任，不能因为感情、私心杂念而影响报道的客观。诚恳，是指年轻记者要虚心地向相关人士请教，并遵守承诺，这样才能得到事实的真相。热烈，其涵义是积极和热情。他认为新闻记者了解和报道的问题很复杂，“我们要求言论的正确，问题的深刻，只有热烈的深入于群众里面，士兵队里，下级干部中，去了解许多问题，大胆的提出，热烈的讨论，提供政府机关的改进资料。”孟秋江认为，记者除了要有公正诚恳热烈的态度之外，还要在“行动上要求端庄，和蔼，紧张。”这样才是合格的新闻记者。

　　至于怎样才能做好战地新闻记者？孟秋江根据自己的经验，在《怎样做战地新闻记者》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和观点。首先建立良好的人事关系，这是进行采访的基础。其次，要刻苦勇敢。战地记者的采访环境是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的战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艰苦异常的工作环境，要求战地记者必须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品质。三是要具备军事知识。只有懂得军事知识，才能以行家的眼光观察和理解战地所发生的一切。四是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新闻记者不能只进行纯客观的表面报道，而要能独具慧眼发现问题所在。孟秋江认为，一个善于采访的记者，也应该是一名善于研究问题的学者，这是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应具备的能力。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在其战地通讯中得到充分体现。孟秋江的稿子之所以质量优良，掷地有声，最大原因就是他极其善于分析问题。五是为人处事方面要有正确的态度，记者最重要也最宝贵的品质是诚实，即尊重事实，追求真实。应严格限制自己的主观感情，根据事实来进行报道， 而非根据希望来进行报道。

　　（二）孟秋江新闻报道的价值

　　孟秋江所有的文章包括“孟秋江的战地通讯共计60余篇，主要收录在《孟秋江文集》中，其中包括担任《大公报》时期的通讯作品42篇，《新华日报》时期的通讯作品24篇。理论文章多篇，具有代表性的是《新闻记者的态度》、《怎样做战地记者》和《中国报纸的前路》。”另外还有“《我在西线上所见到的妇女们》、《训练中的中国新兵》、《为祖国奋斗的朝鲜义勇队》等8篇没有收录在《孟秋江文集》中的新闻报导和专论。”孟秋江的新闻报道数量虽然不多，但却具有较高的价值。

　　高度真实,具有历史文献性,是孟秋江战地通讯报道的显着特点之一,为新闻行业树立典范。纵观孟秋江的战地通讯无不真实可信。如实反映战场真实情况，是孟秋江始终不懈的追求。他深入战火纷飞的最前线，子弹在耳边擦过，炮弹在身边炸响。他活跃在战场上、士兵中间，冒着生命危险，以亲身经历，把战争中的真实情况再现于读者面前。他在《大战平型关》文中曾明确表示: “尊重我们报纸的立场，记者的道德，即尊重国家民族的利益。也就是根据事实说实话一个原则。”孟秋江的战地报道，堪称时代真实的记录。它们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战局的发展，人们从中非常明了地知道这一战役的经过、结果和意义。南口战役时，他亲临南口山上,与最前线战士共生死。他的《退出太原城》之所以被很多史学家引用，就是因为‘在敌机乱炸中，人们都向外跑，我为珍贵的最后消息，仍由汾河西岸搬进城内，到最后一分钟前再退出太原城。’由于材料都来自于他的耳闻目睹，所以他的战地报道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而成为历史文献。”孟秋江认为“前线战斗胜利失败的消息，政府应该确确实实地告诉民众，使民众有所欢腾，有所震惊，时时刻刻与战争发生关系。假使专门宣布好的消息，坏的消息瞒着民众，这样无异麻醉民众的敌忾情绪，彻底的民族战争中，一切都应该公开。” 

　　妙笔生花，细致的镌刻出一幅幅生动的、抗战官兵齐心协力的历史画卷。孟秋江笔下的敌我交战，文字像画面一般震撼。读者可以在字里行间感受到战争的激烈和惨烈，不在前线，胜似前线，为战士们的牺牲痛心疾首。他的代表作《南口迂回线上》，被范长江称为“一篇动人的文章”。“这篇通讯之所以动人，就在于充满了事实细节，它完全以记者在前线直接的见闻，对誓死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基层官兵,作了浓墨重彩的颂扬，他特别撷取了一些典型感人的镜头，如写增援前方的炮兵连经过了一昼夜崎岖山路的跋涉之后，困倦了的士兵在乱山石上睡觉的情景”，“如同一幅工笔画，栩栩如生，如在目前，令人不由得赞叹作者观察的细致入微。”

　　对战争的精辟见解和理性判断。“战地通讯最忌只罗列事实，缺乏对事实深刻的理解和分析,没有独到的见解，因而给人印象不深。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初期的许多新闻作品，普遍存在着这个问题。孟秋江的战地通讯与此迥异。读他的作品，不仅可以了解大量有关战争的活生生的事实，而且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战争的精辟的见解，感觉到作者对于国家、民族、人民和抗战前途的深切关怀。他的战地通讯常常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或阐发人生的哲理，或发表对战争形势的理性判断,这些触景生情，举一反三，由衷而发的议论，不断给人以启发、激励和鼓舞,使读者读了之后产生浓烈的兴味，并经久不忘。”

　　抗战时期，孟秋江与范长江被称为“两江”。“当时孟秋江和范长江两人的通讯一起刊载在天津和上海的《大公报》上,若不看笔名，几乎难以识别究竟何篇出自长江或是秋江笔下，甚至有人误以为秋江与长江为一人...‘它们在取材和形式上都十分相似。它们都主题鲜明、以史地知识丰富为特色；夹叙夹议，富有政论色彩。广大读者有口皆碑，成为当时《大公报》的一大特色。”这足以说明孟秋江新闻报道的质量。

　　（三）潜心培养新闻人才

　　为了培养大批青年记者来从事革命的新闻工作，“孟秋江和范长江、黄药眠等国际新闻社的领导人，组织举办‘战时新闻工作讲习班’、桂林‘暑期新闻讲座’，其中参加‘暑期新闻讲座’的学员共265人。”孟秋江还编写《怎样做战地记者》、《采访国际新闻资料的小经验》等新闻教材，亲自授课。孟秋江还在桂林暑期新闻研究班主讲《战时新闻事业》，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地带领青年记者开展新闻实践和新闻研究活动。孟秋江还和范长江、邵忠汉、陆诒、黄药眠等合写了一本《怎样做好新闻采访工作》的小册子，作为“国新社”记者和通讯员的学习读本。他们鼓励年轻的记者要关心政治，学习理论，锻炼写作技术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当时为了系统地总结抗战以来战事报道的经验，促进新闻工作更好地为抗战服务，范长江还以“青记”的名义，汇辑了一本《战时新闻工作入门》，1939年3月由生活书店出版。内容分战时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战时新闻记者的修养与学习、战时编辑工作的新动向、战时国际宣传资料采访的经验等八个部分，涉及到了战时新闻学的各个方面，作者为邵力子、胡愈之、陆诒、孟秋江、刘尊棋、邹韬奋等人，该书被称为我国抗战时期“战时新闻学的代表作”，其中收入了孟秋江此前发表的《采访国际宣传资料的小经验》、《战地报纸供应的经验》等3篇文章。“这一时期，孟秋江亲自培养了陈子涛、吴成德、唐海、林珊等著名人物。”

　　抗战胜利后，山东文化名人李世钊受陶行知委托，在上海创办了武训学校。这是一所业余大学，以“发扬武训先生舍己为人的伟大人格，推广他生前所未竟的普及教育事业，使人人都有读书机会”为办学宗旨，民建的领导人章乃器是名誉校长。当时驻上海的中共代表董必武还特为学校写校名并题词。李世钊邀请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知名文化人士前来讲学，多是民盟成员，孟秋江是其中重要一员。学校先后开设新闻、教育、文学、外语四种专业，孟秋江主持新闻专业。“因为他是上海市民心目中的英雄，因此他每次在武训学校讲课都座无虚席，甚至过道上也站满人。一些报纸记者还特地在他讲课时专门儿用水银灯照相。他讲课中反复强调，记者的道德就是尊重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就是根据事实说真话。他说，做一名战地记者虽然很光荣，但首先得有不惧死亡的胆量和一腔爱国情怀。不管什么时候，作为记者都必须到第一线去，告诉人民他亲眼看到的事，这样内容才生动，他的报道才会受人民欢迎。从1946年到1947年在武训学校一年间，他培养了数十名有才干的进步记者。”

　　    四、使命担当，投身党的统战工作

　　    1948年孟秋江从上海转赴香港后，在参与“国新社”分社工作的同时，参加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爱国民主活动。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从事党的统战工作，殚精竭虑，做出了不少成绩。1949年1月天津解放，孟秋江按照周总理指示随部队进入天津，接管《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不久后恢复《大公报》)，孟秋江任经理。从1950年开始，孟秋江连任民盟天津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和第一、二届支部委员会主委，历时七年。天津民盟从无到有到发展壮大，无不昭示着孟秋江对党的忠诚，对民盟的热爱。

　　(一）组建建国后天津市第一个民主党派组织

　　    建国前，天津没有民盟的地方组织，只有少数民盟成员在天津从事地下民主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民盟总部派人来津与中共天津市委商谈建立地方民盟组织问题，得到中共天津市委的积极支持。1950年1月30日民盟总部批准建立民盟天津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会”）。应民盟中央的要求，由中共方面推荐孟秋江同志出任“临工会”主任委员。1950年2月20日“临工会”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由列席民盟总部四中全会的辛毓庄传达周总理在民盟四中全会上的讲话及“临工会”成立的方针和任务。会议决定“临工会”即日正式成立。这是天津市最早建立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为祝贺天津民盟组织的建立，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市长黄敬，副市长刘秀峰、周叔弢于3月9日在市政府交际处设宴招待“临工会”全体委员。

　　“临工会”的首要工作是调查核对盟员。经过调查核对，解放前在天津入盟和在外地入盟转来天津的盟员共23人。为天津民盟开展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1950年4月2日，临工会在进步日报社会议室举行第一次盟员大会，后设立妇女部、工商部、财务部、宣传部和组织部等职能部门。

　　天津民盟组织的发展，得到中共各级组织的帮助。各单位党组织推荐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经民盟组织审查批准，吸收入盟。首先在九所高等院校和几所重点中学陆续建立了民盟的基层组织，成为党在这些学校推进工作的有力助手。为了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民盟组织，孟秋江自己用大部分时间跑各大学，跑“五大道”，跟老教授、老大夫交朋友，反映他们的意见，替他们办一些实事。随着民盟的影响日益扩大，很多知识分子主动要求参加民盟，盟组织发展很快。到1950年底，盟员人数已达到69人。1951年11月4日民盟天津市支部举行第一届全体盟员大会。这时天津已有盟员165人.这次大会选举产生民盟天津市支部第一届委员会，孟秋江为主委，张国藩为副主委。至此“临工会”宣告结束，民盟在天津的地方组织正式建立起来了，并不断发展壮大。“到1956年盟员总数711人。由于着重吸收了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民盟在文教界的代表性日益增强，多数盟员在各项运动中为积极分子，在工作岗位上有优异成绩，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逐步上升。”

　　解决盟员思想问题。“临工会”建立之初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盟员树立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明确民盟的地位和作用，带领和帮助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不断提高盟员的政治觉悟。为此，“临工会”第一次盟员大会上，孟秋江作题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性质和政治任务以及民盟为民主运动斗争的历史》的报告。随后孟秋江利用他在中国人民救国会的关系，邀请时任民盟总部宣传委员会主任黄药眠来津作关于《共同纲领》的报告；邀请时任民盟总部副主席沈钧儒来津做盟内外形势的报告；邀请时任民盟总部文教委员会主任曾昭抡传达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和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及盟务问题；邀请时任民盟中央常委周鲸文来津做盟史报告。“通过上述报告解决了盟员认识上的不少问题。同时坚决发扬民主，尊重不同的意见，提倡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为了交流思想，鼓舞革命斗志，“临工会”于1950年11月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天津盟讯》，这是全国较早的民主党派地方刊物。它定期报道盟务工作开展情况和盟员进步讯息，交流思想，一直成为盟员喜爱的刊物。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活动，努力扩大民盟影响

　　    由于天津过去没有民盟组织，社会上对“民盟”了解得很少。孟秋江认为民盟要开展工作、发展盟员，首先要让人家了解你，所以提出民盟要面向社会，联系群众。他曾一再强调说：“我们盟必须加强与社会的联系，为群众服务，扩大社会影晌。这是首要的工作。”“临工会”成立之后，立即开展面向群众的社会活动。这是天津民盟工作一大特色。

　　开展联谊活动。为加强与社会的联系，为群众服务，扩大社会影响，连续举办多次大型联谊活动，邀请市党政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出席。黄敬市长、吴砚农秘书长及工商界的李烛尘、资耀华、朱继圣、毕鸣歧，医务界的朱宪彝，文教界的张克忠、冯文潜，科技界的阎子亨等300多人先后出席。

　　    “为准备开招待会，孟秋江和工作人员一起从楼上往楼下扛沙发椅子，满脸流汗，满身灰土。孟秋江在民盟是兼职领导，他的本职工作是《进步日报》经理。但民盟初建时，他几乎每天都到机关办公，重要文件他自己动手写，中午买个面包或几片饼干作午餐，晚上有时还开夜车。他叫别人都去睡，自己熬个通宵。那时有个不一般的现象，我们都叫他“老孟”，连他的司机张锦峰也叫他“老孟”，这在当时进城干部中是少有的。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改过来，在外人面前叫他“孟主委”。他这位共产党员以身作则的艰苦朴素作风，对我们影响很大。”

　　    举办爱国主义讲座。50年代初期，天津民盟最能体现自身“文教界中上层”特点，对社会影响较大的工作，是持续两年的爱国主义讲座。1950年10月26日，孟秋江主委专门召集会议，研究面向教育界开展服务工作问题。市教育局视导室主任杨思慎提出，当前中学教师最感困惑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在各科教学中贯穿爱国主义思想。

　　会上决定，充分发挥民盟在人才聚集方面的优势，专为全市中学教师开设一个爱国主义讲座，内容是在各科教学中如何贯穿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由民盟约请主讲人，市教育局组织中学各学科的教师听讲。为此，孟秋江拜托北京市民盟主委吴晗专门敦请李何林同志负责联系代邀各学科的主讲人。“爱国主义讲座从1951年3月25日开始，到1953年3月结束，共33讲，”主讲人都是海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如郑森禹、费孝通、常书鸿、魏建功、叶圣陶、白寿彝、翦伯赞、邵循正、荣孟源、钱三强、李广田、宋文彬、沈志远、罗隆基和戴松恩等学者都来津主讲。总计讲座的听众近两万人次，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这个讲座推动了天津市中小学校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帮助教师们在业务水平上提高了一步。通过爱国主义讲座，民盟更进一步密切地联系了群众，提高了威信，从而扩大了在文教界的影响。

　　此外，还为社会各界举办了社会发展史讲座、新民主主义论讲座、教育学讲座、会统计补习学校座谈会、贸易问题座谈会、“向科学进军展览”和时事报告会（其中包括伍修权报告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情况）等，广泛联系了各界群众。

　　创办光明会计补习学校。民盟要做实事，为社会服务。1950年11月在孟秋江的主持下“临工会”建立光明会计职业学校，招收社会青年进行会计知识和技能教育。办了2年，毕业学员200余人。这个学校不仅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会计人员，还为各民主党派输送了一批专职干部。民盟光明学校由此延续命名。也为上个世纪80年代响应党的“广开学路，多方办学”的号召，大力办学奠定基础。

　　（三）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和国家建设

　　天津民盟积极推动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积极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广大盟员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反和肃反运动。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对社会进步作出贡献，而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主观世界。

　　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是解放初期民主党派的主要任务。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全国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临工会”和广大盟员也积极投身到这一革命洪流中。孟秋江发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讲话。热烈拥护《各民主党派抗美援朝联合宣言》，并组织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活动。召开各种规模的报告会、座谈会进行思想教育和动员。“盟员们为‘民盟号’飞机捐献6000余万元（旧币）”。“临工会”委员吴廷璆参加赴朝慰问，归来后在北京、天津及河北省几个城市作传达报告50多次，听众达10万多人。

　　    1950年7月1日，民盟总部发表声明，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土地改革法》，号召广大盟员踊跃参加土改工作。天津民盟响应号召，动员和组织盟员积极投身到土改运动中，参观或参加土改工作，接受教育，经受锻炼。孟秋江带头参加西南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参加土改斗争。

　　1951年初，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临工会”响应民盟总部的号召，组织盟员认真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等有关文件，参观公安展览，并邀请盟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周新民秘书长来津作关于《惩治反革命条例几个问题》的演讲。

　　带领盟员积极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很多盟员表示受到一次“脱胎换骨”的思想教育。孟秋江领导市盟创造了“思想分析批判会”的经验，受到民盟总部的表扬。孟秋江是民盟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决定的工作任务他无不率先执行。他为人真诚、直率，盟内外许多同志对他无话不谈，已故原民革主委杨亦周说：“秋江这人痛快，讲话不绕弯子，他批评我真狠，过后想他批评的很对。”1957年以后，孟秋江被调任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政协副主席。1962年，任香港《文汇报》社长。1964年他回天津来看望老朋友，找民革的范绍韩征求意见，范老说：“你在时我怕你，你走了我想你。”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心情。

　　从50年代起，孟秋江参加过不少国际活动。1961年春，他随陈毅副总理出国；还参加了日内瓦会议的宣传工作。60年代，他是香港《文汇报》的负责人，在港澳和海外舆论界立下新的功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的1967年，孟秋江受迫害致死。1980年4月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孟秋江同志追悼会，终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孟秋江的一生，正如悼念孟秋江的悼词中所说：“孟秋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是优秀的新闻战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不顾个人安危，不计名利，以革命为第一需要，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年少时虽然家境贫寒，却自强自立，心系苍生。作为新闻记者，他是一个用笔战斗的战士，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困守危城废墟之间，不惧不屈，冒着生命危险，在民族危亡之秋为我们留下了百姓遭敌蹂躏，中国军民浴血奋战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培训大批青年记者，并将他们送往前线，赴敌后中共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开展新闻工作，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领导进步记者一致对外，为团结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均作出了重大贡献。孟秋江在天津组建了建国后天津第一个民主党派组织，担任第一届民盟市委会领导。他开创了民主党派在全市开展第一个爱国主义教育讲座，在知识界最早树立起爱国主义旗帜。创办光明学校为社会服务，成为天津民盟一大特色。孟秋江为人豪爽，乐于助人，做事一向雷厉风行，事情却办的滴水不漏，他讲求效率，办事精细，且善于管理，遇事沉着理智，是一个职业革命者。正如孟秋江的亲属孟建英所说，孟秋江一生没有留下什么钱财，也没有子女，留下的只有无价的精神财富。

    （本文为民盟天津市委会2018年承接民盟中央课题。课题组长：李志国。执笔人：郭勤玉。）